作为国之重器，航空航天首当其冲。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里，航空航天汇聚了大量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和产业资源，但由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渠道不畅，航空航天产业面临高校科技成果无处转化、院所优势技术无法转移的难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亟需整合创新资源、重构创新链、产业链和人才链三链融合的创新生态。在收官十三五、开局十四五之际，中国民航大学与天津市东丽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向120多家航空航天企业发出倡议，于2020年12月31日共同成立“天津市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简称“空天联盟”），迈出了坚实的步。该联盟将进一步加快建立京津冀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促进自主知识产权精准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成果转化：机遇与挑战
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谷”现象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关键概念是技术成熟度等级（TRL，TechnologyReadinessLevel）。该概念于1989年由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2005年正式确定为1-9级：技术成熟度1-3级的项目大多属于资助的基础研究；企业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大多资助7-9级的成果；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中间存在“死亡谷”（4-6级），多数成果止步于3级，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即使申请专利也被束之高阁，造成科研资源的巨大浪费。据中国专利局统计，目前中国80%的高校专利转化率在10%以下，远低于发达的40%。基础研究向产业转移转化亟需越过或填平这个“死亡谷”。
二战后的美国也长期面临这一难题，囿于“谁出资，谁享有”的政策，导致高校大量专利无法转化。在大学教授、政府议员等多方呼吁下，美国政府于1980年开始实施《拜杜法案》和《史蒂文森-魏德勒技术创新法案》，核心思想是允许大学和中小企业对政府投资产生的成果进行转移转化。这两个法案沿用至今，为美国高校成果转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978年美国的专利转化率是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短期内翻了10倍。具体到实施层面，1970年，斯坦福大学建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OfficeofTechnologyLicensing），通过技术成果评估和市场风险预测、技术许可、专利申请等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促进学校科技成果产品化，不但使学校的成果转化收益急速增长，更成为了硅谷和生物技术湾一些高技术产业成长和壮大的源泉。
